暮年梁啟超 /編號:WF092HZ

2014-12-04 06:13 來源：http://m.sustainablelifeonearth.com/ 閱讀：次

　　第二，他的這種轉變，又可以歸因于他對巴黎和會的痛切參加。大家知道，其實就連五四風潮本身，也都是源于他從巴黎的一通吶喊。正因為這樣，他確定是再顯明不過地看到了西方在理論言說與現(xiàn)實考量之間的差距，遂對此不能不他本來想要倒向的西方文化，產生某種間距感。

　　所以，只說梁啟超個人在學術上，還有一個未竟的后期，那是遠遠不夠的。實際上，他在開門授徒和教書育人方面，同樣有一個未竟的后期??甚至可以說，那旁邊所潛伏的可能性也許更大！

　　事實上，只有像他那樣的通人與完人，基于他當時所盤踞的輩分和口吻，才有可能以一己之氣力，振筆寫下大氣澎湃、首尾貫通的文化史巨作，而這種巨著的闕如，是到現(xiàn)在我們都引認為憾的。

　　在《聽梁任公講演》中，梁實秋尚有如下記述：“他講得當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開水，掏出大塊毛巾揩臉上的汗，不斷地召喚他坐在前排的兒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臺去把黑板擦清潔。每次鐘響，他講不完，總要拖幾分鐘，而后他于掌聲雷動中大模大樣地漸漸步出教室。聽眾守在座位上，沒有一個人敢先退席�！�

　　梁啟超在《教育家的自家園地》中寫：

　　誨人又是如許快樂啊。自己手種一叢花卉�？粗l(fā)芽�？粗L葉�？粗��？粗_花。天生成態(tài)不同。多加一分造就功夫。便立即有一分效驗浮現(xiàn)。教養(yǎng)生正是這樣。學生變化的可能性極大。你想教他怎么樣。自然會怎么樣。只有指一條路給他。他自然會往前跑。他跑的速率。經常出你意外。他們呆頭呆腦。你有多少情分到他。他自然有多少情分到你。只有加多。斷無減少……別的事業(yè)。拿東西給了人便成了自己的損失。教學生絕不含有這種性質。正是老子說的�！纫詾槿思河�。既以與人己愈多�！桨l(fā)把貨色給人給得多。自己得的好處越發(fā)大。這種廉價夠當。算是被教育家占盡了。

　　桑兵最近在清華的講演，也是持這種立場，說他來清華只是因為政治失意，而想要到學校里為研究系培育后續(xù)力量。

　　我們同樣可以想象，他的國學成就仍然會與時俱進，仍然會跟他的西學視野逐漸結合，仍然會融入他對國是民瘼的持續(xù)關懷，仍然會依托著中國文化的本根。而另一方面，我們又可以想象，其研究成果雖會綿綿而出，卻總會與其西學視野相互結合，總會融入他對國是民瘼的關懷，總會依托他心坎的中國文化本根，總會出自他對中國文化的涵泳與領會，總會日益顯得厚重、綿密和學術化……

　　研究者李大華說：“在本世紀初，梁啟超是第一位試圖將時代觀念和民族觀念穿插透視文化現(xiàn)象的人……他在評價中西文化時，力圖提高國民的民族文化意識，增強民族自負心，同時他又以開放的文化心態(tài)主張‘化合’中西文化，認為文化的走向必然是‘人類一體’，反對惟我獨尊的文化獨斷主義�！�

　　毫無疑難，這種太過狹隘和機械的眼界，都是受到了現(xiàn)代分工的割裂。因為傳統(tǒng)文化語境的隱退，現(xiàn)在人們很少還能意識到，事實上，一位真正的儒者和通人所享有的生命周期，其自身倒是一個斷裂性和持續(xù)性的同一體，而完全不同于他們所熟知的這種已被社會分工過火狹窄化了的現(xiàn)代學術人。

清華大學國學院副院長　劉東

　　“任公認為，文化的進步得益于交流，異質文化相互接觸，乃能促其進步。他說：‘大抵一社會之進化，必與他社會相接觸，吸收其文明而與已之固有文明相調和，于是新文明乃出焉�！€說：‘思想宜勿求統(tǒng)一，經一番混淆，自有一番光亮’。但任公與那些一意迷執(zhí)西化的人不同。他認為，吸收外來文化，必需以固有文化的根基健全為條件。如果撇開本土文化之根，則外來文化失去移植的依靠；如果本土文化基礎不健全，則移植外來文化將成為逾淮之橘。對外來文化接收的結果如何，‘視其根器所憑借之深淺厚薄以為斷’。這就是任公每每強調發(fā)揮中國固有文化之優(yōu)良傳統(tǒng)的原因。他信任，中國人雖不如人處甚多，然而‘吾之所蘊積，亦實有優(yōu)良之點，為他族所莫能逮者’，中國‘實有剛強善美之國性，顛撲不破，而本日正有待于弘揚淬厲’�！�

暮年梁啟超

　　梁任公先生那時在政治上已步步走下坡路，精力上也漸入頹唐。大家知道，他的生命史中最輝煌殘暴的兩頁，一是戊戌的百日維新，一是護國之役，他當時寫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若干年后，我讀了還感到鏗鏘有力。當前，雖然在段祺瑞當國時代曾一度做財政總長，儼然走入政局的中心，而實際上，段祺瑞只是一時應用先進黨的所謂“人才內閣”作為他的墊腳石，而任公成了他的“貓腳爪”，為人作嫁后，就被擯棄了�！拔逅摹币院�，他的政治生命實際已停止，只剩下《時勢新報》、《晨報》作為研究系的機關刊物，發(fā)表一些改進主義的政論文章罷了。在那一時代，他在口語文學和歷史研究上，發(fā)表了不少著述，在文化界大露聲光。迨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改選公民黨，開端第一次國共配合，國內的革命空氣日益高漲，梁啟超這3個字，在青年心目中，已日益成為守舊的代名詞了。他之退居清華講學，實際上是想“與世兩忘”。

　　凡一個人，若是有兩種矛盾的思維在胸中交戰(zhàn)，最是苦痛不外的事。社會思潮何獨不然？近代的歐洲，新思惟和舊思想矛盾，不消說了。就專以新思想而論，由于解放的成果，種種思想同時從各方面進發(fā)出來，都帶多少分矛盾性。如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矛盾，社會主義和國家主義矛盾，國度主義和個人主義也矛盾，世界主義和國家主義又矛盾。從本原上說來，自由平等兩大主義，總算得近代思潮總綱要了，卻是絕對的自在和相對的同等，便是大大一個矛盾。剖析起來，哲學上唯物和唯心的抵觸，社會上競存跟博愛的矛盾，政治上放任和干預的矛盾，生計上自由和維護的矛盾，種種學說都是言之有故持之成理，從兩極其分頭發(fā)展。愈發(fā)展得速，愈抵觸得劇。毀滅是殲滅不了，協(xié)調是折衷不來。種種猜忌，種種掃興，都是為此。他們有句話叫做“世紀末”。這句話的象征，從狹義的解釋，就像一年將近大年節(jié)，大小帳務逼著要清理，卻是脈絡紛紛，不知從何算起。從狹義說明，就是世界末日，文化滅絕的時候快到了。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文十分可惜地提出，作為清華國學院導師的梁啟超，在這里只是短暫地經歷了一個未竟的后期??這是一個世間的悲劇，一個最富浮士德意義的事業(yè)悲��！

　　張蔭麟曾說：“及歐戰(zhàn)甫終，西方智識階級經此空前之大損壞后，正心驚眼花，旁皇手足無措；物極必反，乃移其視線于彼等素所鄙夷而實未嘗懂得之東方，以為其中或有無限寶藏焉。先生適以此時游歐，受其說之薰陶，遂確信中國古紙堆中，有可醫(yī)西方而自醫(yī)之藥。既歸，力以昌明中國文化為己任。而自揆所長，尤專力于史。蓋欲以余天生一部宏博之《中國文化史》，范圍且弘遠于韋爾思之《世界史綱》，而于此中寄其盼望與幻想焉�！�

　　反過來試想，如果孔子當年竟也只享年56歲，所以只是來得及惶惶地奔忙于各國之間，而沒有來得及刪詩書、定禮樂和開門授徒，那么我們還能看到那個被說成倘無此人便會“萬古長如夜”的夫子么？

　　讓我們仔細沉思一下，看看對他的這種改變，能夠設想到多少種起因。

　　先生博聞強記，在筆寫的講稿之外，隨時引證很多作品，大局部他都能背誦得出。有時候，他背誦到暢快處，突然記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禿頭，敲幾下之后，記憶力便又暢通，本錢大套的背誦下去了。他敲頭的時候，我們屏息以待，他記起來的時候，我們也隨著他歡樂。先生的報告，到緩和處，便成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時掩面，有時頓足，有時狂笑，有時太息。聽他講到他最愛好的《桃花扇》，講到“高天子，在九天，不論……”那一段，他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他取出手巾拭淚，聽講的人不知有幾多也淚下沾巾了！又聽他講杜氏講到“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換之中張口大笑了。

　　而由此一來，他們也就或者以政治家的成敗來論好漢，把梁啟超來到清華國學院的舉措，看做完整是逃遁和敗走，看做是潦倒政客在打發(fā)無聊日子；或者反過來，僅僅以學識家的結果來論得失，乃至把梁啟超的早期運動，包含辦報時期寫作的文章，包括政治活動的宣揚文字，都看成粗疏的、學步的和不夠勝利的學術論文。

　　與此同時，剛剛創(chuàng)辦的清華學校研討院，也惟其因為梁啟超的到來，才失掉了如斯之大的名聲。其余導師當然也各有專學，然而在研究院開辦之初，它首先借重的，仍是來自梁任公的重大感召力，因為他那支健筆的影響，當年在中華大地上可以說是無遠弗屆。此外，只管他此前的為官閱歷，并不能算是成功，然而他正因為此種經歷，一旦轉化為學者，其能享有的資源、人脈與名氣，卻又不是其他學者可以比較的，甚至可以說在當時是無出其右的。

　　而梁啟超的講學活動，也切實具備很強的人格魅力。梁實秋說??

　　對于梁啟超這樣的中國文化史中的人物來說，就像任何一個諳熟儒學的人物一樣，他底本就很輕易受到孔子豐盛生活的暗示，去盡享一個開門授徒與著書立說的晚年。而寫作《歐游心影錄》這樣一個契機，也就預示著他要進入生命的后期了??正是在這樣一種意義上，其實大家對于此書的正面意義，了解得還很不夠！

　　而這一點，恰正是懂得梁后來良多主要抉擇的要害，否則你就根本看不懂他。比方，恰好是在這種體認中，他跟康有為的師生關聯(lián)，有了本質性的修復。然而我們都曉得，梁啟超是聞名的性情中人，他當年正是因為自己的真性格，向一個功名尚不迭他的南海先生執(zhí)弟子禮，他后來又是因為本人的真性情，公然地跟南海先生各奔前程。由此，梁啟超后來的種種自動修睦舉動，以及他跟老師之間的如冰釋然，毫不能被解釋為來自一種外交手段，或者一種周密的禮數(shù)，那種虛假的行動基本不合乎梁啟超的個性。

　　我在巴黎曾會著大哲學家蒲陀羅Boutreu（柏格森之師??筆者注），他告訴我說：“一個國民，最要緊的是把本國文化發(fā)揮光大，似乎子孫襲了祖父遺產，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發(fā)生功能。就算很淺陋的文明，發(fā)揮出來都是好的，因為他總有他的特質。把他的特質和別人的特質化合，自然會產出第三種更好的特質來。你們中國，著實可惡可敬！我們祖宗裹塊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獵的時候，你們不知已出了幾多愚人了。我近來讀些譯本的中國哲學書，總覺得他高深博大�？上Ю狭�，不能學中國文！我望中國人總不要失掉這分家當才好�！蔽衣犞@番話，覺得頓時有幾百斤重的擔子加在我肩上。

　　我們自到歐洲以來，這種悲觀的論調，著實聽得洋洋盈耳。記得一位美國著名的消息記者賽蒙氏和我閑談（他做的戰(zhàn)史公認是第一部好的），他問我：“你回到中國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帶些回去？”我說，“這個自然�！彼麌@一口氣說，“唉，可憐，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我問他，“你回到美國卻干什么？”他說，“我回去就關起大門老等，等你們把中國文明輸進來救拔我們�！蔽页醭趼劼曔@種話，還當他是有心挖苦我。后來到處聽慣了，才知道他們許多先覺之士，著實懷抱無限憂危，總認為他們那些物質文明，是制作社會險象的種子，倒不如這世外桃源的中國，還有措施。這就是歐洲多數(shù)人心理的一斑了。

　　要在中西對照的遼闊視線中，重新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價值，并且基于這種意識來重建奇特的生活世界

　　而推開來說，這樣的一種校園氣氛，正是人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清華國學院之所以像神話那般成功的實在秘訣。換句話說，它是以最合適教誨中國文化的方法，傳布和化育了中國文化的內容。

　　素來社會思潮，便是政治景象的背景。政治現(xiàn)象，又和私家生活非親非故。所以思潮稍不健全，國政和人事必定要受其敝。從前歐洲國民，呻吟于獨裁干涉之下。于是有一群學者，倡導自由放任主義，說道政府除堅持治安外不要多管閑事，聽各個人自由發(fā)展，社會天然向上。這種實踐，能說他沒有依據(jù)嗎？就從前事實而言，百年來政制的改革和工業(yè)的發(fā)達，那一件不叨這些學說的恩情？然而社會上的禍根，就從茲而起�，F(xiàn)在貧富階層的大鴻溝，一方面固由機器發(fā)現(xiàn)，出產力集中變更，一方面也因為生計上自由主義，成了清規(guī)戒律。自由競爭的結果，這種惡現(xiàn)象自然調演變出來呀,清華大學智慧女性，這還罷了。到十九世紀中葉，更產生兩種極有力的學說來火上澆油，一個就是生物進化論，一個就是自己本位的個人主義。自達爾文創(chuàng)造生物學大準則，著了一部名山不朽的《種源論》，博洽精辟，前無古人。萬語千言，就歸納到“生存競爭優(yōu)越劣敗”八個大字。這個原則，和穆勒的功利主義、邊沁的幸福主義相聯(lián)合，成了當時英國學派的中堅。同時士梯（Max Stirner）（今譯馬克斯?斯蒂納??筆者注）卞戛加（Soren Kiergegand）（今譯基爾凱郭爾??筆者注）盛倡自己本位說，其敝極于德之尼采，謂愛他主義為奴隸的道德，謂剿絕弱者為強人之本分，且為世運進化所必要。這種怪論，就是借達爾文的生物學做個基礎，剛好逢迎當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論，崇拜權勢，崇敬黃金，成了理所當然。就國家方面論，軍國主義帝國主義，變了最時興的政治方針。這回全世界國際大戰(zhàn)斗，其起原實因為此。未來各海內階級大戰(zhàn)役，其起原也實由于此。

　　一個國民，最要緊的是把本國文化發(fā)揮光大。就算很膚淺的文明，施展出來都是好的，因為他總有他的特質

　　令人仇恨的是，居然一次庸醫(yī)的失誤??而且這庸醫(yī)的權利又是來自西方科學的話語霸權??使得所有這些可能性，竟然都沒有成為事實！

　　第三，他的這種轉變，還可以歸因于世界都市的某種氛圍。事實上，任何人到了巴黎或者紐約，都會看到一個多元混雜的文化，所以也就會重新考量本土的文化。在那里，就算你不了解某種遠在天涯的文化，比如印第安文化或者剛果文化，你也會絕不遲疑地保護它的生存權，以保障世界文化的多樣性，更何況當時正處在戰(zhàn)后，人們正都對東方文化存有普遍的好感。

　　而且，梁啟超所展現(xiàn)的那種可能性，至今也仍要被我們一以貫之地繼續(xù)，因為從今開始重建的清華國學院，仍舊是要在中西比較的廣闊視野中，重新研討中國古代文化的價值，并且基于這種認識來重建獨特的生活世界，而這正是梁啟超想要做到、而未及實現(xiàn)的偉業(yè)。

　　進一步講，梁啟超跟清華國學院諸弟子關系，也確切顯示出了唯大儒者方有的那種招牌式的令人如坐東風之中的師表形象。而這樣一種既不失森嚴又相當融洽的師生關系，也正是中國式的書院教育的精華所在。

　　遺憾的是，現(xiàn)在的人們已經廣泛忘卻了，其實中國文化的自身要求，首先在于通人而非專家，完人而非學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梁啟超才是他那個時代常見的百科全書式人物。由此才造成了，何以當時的人對待梁啟超，和現(xiàn)在的人回看梁啟超，會有如此不同的斷定。

　　起源：中國青年報 2010 *** 08 *** 25

　　在揭穿巴黎和會圈套的同時，梁啟超提示國內要充足留神到列強對中國的覬覦。他指出：“環(huán)視宇內，就剩中國一塊大肥肉，自然遠客近鄰，都在打我們的主張，若是自己站不起來，單想靠國際同盟當保鏢，可是做夢哩�！�1920年3月5日，梁啟超一行返抵上海。針對當時國內風行的與日本直接交涉山東問題的說法，梁啟超下船后即對《申報》記者發(fā)表談話，指出：“余初履領土，即聞直接交涉之呼聲，不勝駭異。夫既拒簽于前，當然不能直接交涉于后，吾輩在巴黎時對于不簽字一層，亦略努力，且對于有前提簽字說，亦復反對，乃有不簽字之結果，今果直接交涉，豈但前功盡失，并且前后矛盾，自喪信譽，國際人格從此一隳千丈，不能再與他國為正義之要求矣�！彼J為，就公理而言，日本的強權外交“雖成功而實失敗”，而中國“雖失敗而實勝利”。中國應當有自信心，要自強。未幾，他親身致信徐世昌，請他開釋因加入“五四”運動而被捕的青年學生。

　　因而，相似下面這樣的觀點，是很有代表性的，而且這還是梁啟超在清華的學生呢。徐鑄成在《王國維與梁啟超》中寫道??

　　第一，正如剛剛已經述及的，這種轉變可以歸因于他對歐洲的現(xiàn)場游歷，特殊是由此而發(fā)現(xiàn)的歐洲乃至西方的失蹤。大家不難想象，那正是一次大戰(zhàn)之余，正是發(fā)生了西方丑藝術的社會語境。所以我們可以從充斥達觀的古代派的崛起，看到當時世紀末的心情。

　　先生講學的情態(tài)有如音樂家吹奏，或戲劇家表演：講到幽怨悲涼處，如泣如訴，他痛哭流涕；講到激動大方處，他載歌載舞，勃然大怒！總之，他能把他全部的靈魂注入他要講述的題材或人物，使聽者忘倦，身入其境。

　　他在評估中西文化時，力求進步國民的民族文化意識，加強民族自信念，同時他又以開放的文化心態(tài)主意“化合”中西文化，以為文化的走向必然是“人類一體”，反對惟我獨尊的文化專斷主義

　　電視片《回望梁啟超》一共5集，我始終耐著性子守到最后，才發(fā)現(xiàn)它在大張旗鼓地表述完戊戌變法、再造共和與巴黎和會之后，竟如此虎頭蛇尾，只隨隨便便用了幾段趣聞軼事，略微敷衍了一下梁啟超的后期??而這偏巧就是他來到清華國學院的那段歲月。真惋惜，主持電影的老友人怎么沒想到拿著發(fā)話器來拜訪我，不然我會對著鏡頭告知他：梁啟超的后期是何等輝煌，而且還有可能更加光輝！

　　第八，梁啟超的這種轉變，興許最為重要的內在因素，還要追溯到早就埋伏在他心中的、孔子生平的強盛暗示。

　　創(chuàng)作于1919年的《歐游心影錄》，是梁啟超朝向后期發(fā)展的轉捩點。事實上，正是在這本書中，借助于他剛剛拓展的世界目光，梁啟超才在價值觀念上，明白獲得了文化絕對主義的轉折，從而不再抽象地把西方的每一步發(fā)展，都看成無可替換的歷史趨勢，而是深刻細部、充滿分析地看到，就連西方本身，也都是各種價值的矛盾綜合體。

　　事實上，正如孔子早年的列國環(huán)游所示，身為儒者就必然要進行政治活動，因為他們對于社會有太過強烈的關心。即便這種政治活動未必成功，它對于砥礪和開辟這位儒者的精神，依然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而更進一步，又正如孔子后來的挑選與造詣所示，儒家又隨時可能從政治活動中抽身回來，通過退而結網和著書破說，把自己業(yè)已逐步成長起來的精神狀況，描繪和表白出來，從而成績后代所謂的名山事業(yè)。須知，這兩個階段不僅不是彼此矛盾和互相延誤，而且彼此激發(fā)和缺一不可，成為首尾相接的人生階段。

　　科學無窮擴大而成為安排人生的力氣。而建基于科學的新人生觀將人的內部生活和外部生涯都歸到物質活動的必定法令之下，從而使人生物質化和機械化。梁氏指出，這種偏于物質的人生觀之獨一目標等于“搶面包吃”，因此完全損失了人生的意味和人類的價值。他進而指出：“當時歌頌科學萬能的人，滿望著科學成功，黃金世界便指日呈現(xiàn)。如今功總算成了，一百年物資的提高，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難難”�！皻W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這便是最近思潮變遷一個大癥結了”。

　　但遺憾的是，偏偏在這樣的問題上，不光國外作者很難做到同情理解，就連以往的國內作者，由于意識狀態(tài)的局限，和傳統(tǒng)教育的缺失，也都很難做到平心而論??他們出于各自的課題意識和探討范疇，要么把梁啟超看做生就的政治活動家，要么就把他視為生就的學術研究家。而從這種僵化的和非此即彼的預期動身，他們也就很丟臉出梁啟超的后期取舍，對其整個生平而言，產生過怎么的意思再詮釋。

　　恰是借助于這種危機感，梁啟超才得以檢查了中國剛樹立的西方學，所以他固然不明講，卻已經覺悟到嚴復對西方的先容，實在是很有問題的??

　　讓我們翻開這本書，看看梁啟超筆下的西方思潮??

　　第五，梁啟超的這種轉變，又可以歸因于某種交互文化哲學的理由。
　　
　　細心瀏覽《歐游心影錄》就會發(fā)明，梁啟超向故國文化的這種回望，并不像列文森所說的那樣，只是反應了一種迷戀故國文化的狂熱感情；偏偏相反，那是基于一種相稱精致的交互文明哲學，或者說，是基于一種建構在諸神之爭基本上的、很有學術前程的沉著感性。讓咱們看看他的夫子自道??

　　第六，梁啟超的這種轉變，當然也可以歸因于其少小時代的傳統(tǒng)教導，被從一個跨文化的國際舞臺上突然喚醒。

　　再如，正是憑著這種剛剛到達的思想高度，他才會說“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為無用；舍中學而言西學者，其西學必為無本。無用無本，皆不足以治天下”。他才會以“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的表述，來劃定今后的文化方向。

　　正因為這樣，他就須要一個話語場來發(fā)表、收拾和激發(fā)這些發(fā)現(xiàn)，而這就是清華國學院對他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梁啟超來到清華國學院，絕對不是一次遁逃或一次落敗，而是其生命中的一次進取式的演變與升華。

　　正因為這樣，正寫到最佳狀態(tài)、寫到興頭上的梁啟超的突然棄世，就不僅是他個人的重大損失，也是中國現(xiàn)代學術的重大喪失。我甚至料想，假如作為四大導師之首的他還活著，清華國學院也有可能還會持續(xù)辦下去，那將對中國文化產生更加不可估計的影響。

　　當然，梁啟超的回歸學術，也不乏外部世界的激發(fā)成因，好比大戰(zhàn)之后徘徊頹唐的國際環(huán)境，和軍閥割據(jù)社會退化的國內環(huán)境，然而所有這所有，更是基于梁啟超自己的儒生性情，正是沿著這種性情，他才本能地或不自覺地在模擬著孔子的人格風范和人生過程。反過來說，這種對于孔子生平的模仿，對于孔子事業(yè)的跟隨，也可以被看做一個凸起的表征，來表示他對于文化本根的再體認。

　　熊佛西也說??

　　我們終歸可以想象，以往他的寫作媒體與對象，往往多為報章，而且請求速成；然而當初到了清華國學院這個最高學府，左有王國維，右有陳寅恪，其交談對象已大大轉變，所以其思路的周密度和論證量，都會越來越顯示出完全不同的面孔。

　　第七，梁啟超的這種轉變，更可以歸因于儒家思想在民國時期的逐漸脫毒，以及整個社會在脫離了儒家話語之后反而遭受的退化。

　　正是本著這種多元雜糅的、非實質主義的、布滿內在矛盾的西方觀，梁啟超自發(fā)進入了其性命的后期。發(fā)人深省的是，借助于終年辦報所取得的西學通識，和親自游歷而打下的第一手教訓，恐怕再沒有別的處所，能像當時嚴寒與饑餓的巴黎更適于他的這種思考，甚至于驀然回望，忽然對自幼諳習的本土價值系統(tǒng)，有了充滿驚喜的重新發(fā)現(xiàn)。而由此一來，他內在的思想念頭，也就做作要沖破單純?yōu)榱嗣褡鍑叶皩じ磺髲姟钡哪康�，而回升到了一種面向世界的、承當著人類獨特將來的交互文化使命??“一個人不是把自己的國家弄到強盛便了，卻是要叫自己國家有功于人類全部。不然，那國家便算白設了。清楚這情理，天然知道我們的國家，有個絕大責任橫在前途。什么義務呢？是拿西洋的文明來裁減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貼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

　　他的國學成就仍然會與時俱進，仍然會跟他的西學視野逐漸結合，仍然會融入他對國事民瘼的連續(xù)關懷，仍舊會依托著中國文化的本根

　　正是在這種師道尊嚴的涵養(yǎng)要求中，我們也必然會看到，梁啟超同樣為自己列出了相稱宏富的寫作規(guī)劃，而且有些打算已經開始在落實。其實，到1949年他才76歲呢！所以不難試想，如果天假以年，如果清華國學院一直能提供應梁啟超那樣的著述與講學條件，那么有誰敢說??以他的學識，以他的條件，以他的精神，以他的經歷，以他的伶俐，以他的下筆速度，梁啟超的學術成就是可以限量的？

　　只有本著這種來自國際的本土關照，才干充分理解梁啟超后期的一個重要轉向，也就是說，能力理解作為清華國學院導師的梁任公，看看他充滿豪情地來到清華園里，所為何業(yè)，所樂何事。

　　第四，梁啟超的這種轉變，還可以歸因于他對迷信的從新定位。

　　梁啟超開始檢查起當年盛行的天演論。與此相接洽，梁啟超對于其進化觀也作了重大修改。他認為，物質文明從古代的漁獵耕稼發(fā)展到現(xiàn)代的工藝技巧誠然變化偉巨，然而這很難說就是“進化”。評價物質文明“進化”與否，要視其于人類有否利益和是否在歷史上傳播下來。在他看來，現(xiàn)代人類雖能享受電燈、輪船之利，但其生活較之點油燈、坐帆船的古代人類的生活，并不見得有何優(yōu)勝之處。而且物質文明“根柢脆薄”，流轉易逝，本無何歷史價值。因而他得出論斷：“自然系”的人類活動(物質生活)。不存在“進化”性質，“進化”只屬于“文化系”的人類活動(精神生活)。梁氏顯然廢棄了早年啟蒙主義的“進化”觀點，他對“進化”的理解已不再建基于理性主義的“工具理性”精神，而是采取了“價值理性”的標準。

相關的主題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