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勤:出土文獻與古史重建 - 清華大學消息網
2014-07-02 16:18 來源:http://m.sustainablelifeonearth.com/ 閱讀: 次當初曉得,殷墟甲骨卜辭以兩個時期的為最多,一個是武丁時期,一個是商末文丁、帝乙、帝辛時期。
甲骨文和金文,用現(xiàn)在通行的詞語說,都屬于出土文獻,所以王國維心目中的“二重證據法”,實際上是傳世典籍與出土文獻的彼此印證。只管如斯,王國維根據他所能應用的出土文獻甲骨金文材料,在古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光輝的事跡。他的幾篇名文《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xù)考》、《殷周軌制論》等,都是不朽的論作。特別是他對商朝世系的論證,闡明了《史記•殷本紀》基礎真實可托,使“載祀六百”的商代歷史存在和確破無可疑惑,切實是古史研究中的大事。我們依據出土文獻來重建古史,應該以王國維先生的工作作為典范。
從上個世紀70年代出土的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到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荊門郭店竹簡,再到近年從海外購回的上海博物館藏竹簡、清華簡、北大簡等,大批出土文獻的發(fā)現(xiàn),大大推進了古文字學、古文獻學、思惟史、哲學史的研究,引領了一股利用出土文獻探索中國古代文明圖景的學術潮流。作為中華文明與文明的重要載體,出土文獻研究已經成為拉動文史哲研究的強力“引擎”,而如何通過實踐、范式、方法的總結和翻新,進一步深入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成為相干范疇學者不懈思考和摸索的重要課題。今天,本刊邀請李學勤、黃德寬、朱鳳瀚三位專家對此進行解讀。
商末的甲骨,包含村北系的黃組卜辭跟村中南系的無名組晚期卜辭,數目也比擬多,內容波及主要歷史事件,如對盂方、夷方等的戰(zhàn)斗等。同時,這個時代的金文亦多,不少可與甲骨卜辭接洽對比,增添咱們對當時歷史的意識。
出土文獻與古史重建
中國有五千多年的文明歷史,然而和其余古代文明國家一樣,我們的古史越向上追溯,就越顯得含混荒昧。造成這種景象的起因,主要是時光相距長遠,當時能傳留到后代的信息不多,同時受古人思維觀點影響,清華大學總裁班,實在的歷史信息常與種種神話傳說混淆在一起,不易辨別。因而,古史已被遺忘淡化,須要重建,而問題的中心在于重建的方法道路。
王國維所講的“二重證據法”,是以他自己多年研究實際的豐富成果為基本的,天然也未免受到他那個年代歷史前提的限度。他在《古史新證》講義中列舉“紙上之資料”,從《尚書》《詩》《易》,始終到周秦諸子和《史記》,差不多包括了所有有關的傳世典籍,而“地下之材料僅有二種”,即甲骨文字與商周金文。王國維當年只能提到這兩者,由于那個時候中國的古代考古學仍處于發(fā)軔階段,到后來李濟先生論“古史重建”時,就將原野考古放到凸起的地位了。
由上世紀50年代起,發(fā)現(xiàn)了在商代甲骨文以外還有西周的甲骨文。西周甲骨卜辭迄今已有一系列發(fā)明,地點廣及山西、陜西、北京、河南以及山東,然而數量較為零星。其間最重要的是陜西岐山鳳雛和周公廟出土的卜甲,其卜辭對研究周初歷史有很大裨益。
青銅器及金文的研究,固然起源甚早,在宋代已相稱發(fā)達,然而近年仍是有十分大的先進。西周王室世系的證明,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上面我們已經說到王國維以來的學者怎么依據甲骨文的研究,證實了《史記》的商王室世系根本可據,但西周世系的論證要晚很多。1976年陜西扶風縣莊白村出土的史墻盤,列舉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的名稱,作器時的“天子”是恭王,這只有世系的前一半。到了2003年,陜西眉縣楊家村出土了(佐,或釋)盤,在恭王之下又補上了懿王、孝王、夷王、厲王,作器時“皇帝”是宣王,這樣,除西周末代幽王外,世系業(yè)已完整,列王次序全同于《史記•周本紀》。
以下就讓我們瞻望一下出土文獻研究對古史重建可能獲得哪些結果。
今天,在中國考古工作迅猛發(fā)展之后,與古史研討親密關系的出土文獻,其內涵的豐盛、品類的繁多,都遠遠超越王國維那個時期所能設想。出土文獻研究自身已經構成了四個學術界公認的學科分支,即甲骨學、青銅器及金文研究、戰(zhàn)國文字研究和簡帛學。通過這多少個學科分支的提高,學者們正在古史重建的途徑上一直前進。
首先是周初的武王、成王時期。如利簋記伐紂牧野之戰(zhàn),大保簋記平武庚三監(jiān)之叛,方鼎、禽簋記周公東征,沫司徒簋記封康叔于衛(wèi),何尊記營造洛邑等等,都可與《尚書》《史記》等典籍對照。
起源:光亮日報 2013-9-11 李學勤
再就是西周晚期的厲王、宣王時期。過去關于厲王時的歷史,能從古書里知道的,差不多只有任用榮夷公專利,激發(fā)國人起義一事。因為一批當時的金文,如宗周鐘、伯父簋、翏生盨、鄂侯馭方鼎、禹鼎等的發(fā)現(xiàn)和考釋,大家才懂得到厲王之世南夷、東夷入侵,造成戰(zhàn)亂的情形。至于后來宣王繼位,王朝對南方夷人與北方狁作戰(zhàn)等等情節(jié),有不其簋、虢幼子白盤、兮甲盤等金文。宣王十八年的駒父盨、二十三年的文盨,更是所謂“宣王復興”的證據。
上世紀20年代開端,連續(xù)到抗戰(zhàn)的“古史辨”大討論,歸根結底恰是古史研究的辦法論之爭。以顧頡剛先生為代表的疑古學者,接續(xù)康有為、崔適的學說,對傳統(tǒng)的古史觀作了全盤的檢查清算。在這一探討期間,王國維先生1925年在清華講解《古史新證》,提出了有名的“二重證據法”,既批評了“信古之過”,也責備了“疑古之過”。他以為疑古學者“其于猜忌之立場及批駁之精力不無可取,然于古史材料未嘗為充足之處置也”。他所說“二重證據法”,是以“地下之新材料”補正“紙上之材料”,兩者相互印證。作為古史研究的方式論,王國維這一論點對學術界有深入啟示,成為后來中國古史研究和考古學嚴密結合的先聲。
西周有三個時期的金文,數量最多,內容也最重要。
武丁即傳世典籍中的殷高宗,據說在位59年,屬于這一時期的卜辭,差未幾占所有殷墟卜辭的一半。特殊是小屯YH127坑和花園莊東地出土的卜辭,已經得到初步整頓,相稱詳細地展現(xiàn)出武丁盛時的歷史面孔。
既屬于戰(zhàn)國文字研究,又屬于簡帛學,兼跨這兩個學科分支的出土文獻,是戰(zhàn)國簡帛。大家知道,在從前歷史上有過兩次戰(zhàn)國簡書的重大發(fā)現(xiàn),就是西漢前期的“孔壁中經”和西晉初年的“汲冢竹書”,前者之中的古文《尚書》、后者之中的《紀年》,都長時期影響著古史的探究。近年戰(zhàn)國簡帛有一系列發(fā)現(xiàn),內容為嚴厲意思上的書籍的,主要有三批,即1993年在湖北荊門郭店出土的郭店簡,1994年上海博物館入藏的上博簡,2008年清華大學入藏的清華簡。
先談甲骨學。近些年來,對于殷墟所出商代晚期甲骨卜辭的分期斷代,學者已經建立了新的學說體系,將卜辭分辨為王卜辭和非王卜辭,再把王卜辭劃分為小屯村北與村中南兩系,這大大方便了卜辭的整理釋讀,使卜辭所反應的史事更明白正確地浮現(xiàn)出來。
史學話題: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化
郭店簡、上博簡和清華簡都是在公元前300年前后書寫的,其文字是當時的楚文字,其性質是秦代焚書以前的書籍,書的種別則互有不同。郭店簡是儒家和道家的著述,上博簡亦以儒書為主。清華簡則重要是經史之類的典籍,其間以《尚書》一類文獻為多,也有《詩》《禮》《樂》《易》等內容。值得留神的是在清華簡里面已經收拾出一部完全的史書《系年》,共有23章,概要地記述了自周朝樹立直至戰(zhàn)國前期的歷史。清華簡還有一篇《楚居》,具體記錄了楚國的世系和歷世都邑所在,如聯(lián)合上博簡多種有關楚史軼事的篇章,可能對楚國歷史有所彌補修改。
其次是西周早期之末的昭王時期。古書所載昭王向江漢地域發(fā)展,如古本《紀年》說的討伐楚荊及到南方巡狩史事,大多可在金文中得到確證。比較重要的,關于伐楚荊有令簋、京師畯尊、胡應姬鼎等;對于南巡的有靜方鼎、中方鼎、中甗、析尊卣等。
能夠預感,今后出土文獻的品類和數量將越來越多,通過“二重證據法”,與傳世典籍結合互證,我們必定可能更好地重建古史,說明我們民族、國度和文明的來源。(作者系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維護核心主任、國際歐亞學院院士)
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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